随性所好，弘毅刚健——钱穆先生书法初探

齐山 · 发表于 2017-4-23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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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性所好，弘毅刚健——钱穆先生书法初探

钱穆先生（1895-1990），字宾四，无锡七房桥人，是中国现代史上少见的通儒，尤以史学名重士林。长年在中小学任教、自修成才的他，三十余岁即以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名震学界［1］，连顾颉刚都说他“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2］，陈寅恪、蒙文通等于先生亦推赞备至。钱穆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直至逝世。钱穆毕生为故国文化招魂，著作宏富，而其书法亦臻高格，所憾书法界于先生素无关注，乃特撰此文述之。

一、成长与志向

钱家世代书香，宗族素书堂藏书丰富。钱穆曾祖是国学生。祖父系邑庠生，长于音韵。父亲十六岁赴无锡考秀才，名列第一，遗憾三次乡试均临场病倒，遂绝意仕途。但钱父依然以文德深得乡人敬重。钱穆将“士”看作中国社会之中坚，从小就爱看《曾文正公家训》等书，读《三国》《水浒》，则每心仪英雄的豪情与忠义肝胆。他在常州府中读四年级时，在某学潮事件中被推为代表和校方谈判并领头退学，坚执的言行里已然透出士风与侠气。后在梅村四小任教，抽烟成瘾的他发现课文中有戒烟内容，为教育学生，毅然戒除。可见钱穆的心性早年就偏向气节、刚健、自强一路，这对他一生性格与作字风格的影响，或许更为关键。

刚毅的钱穆又是性情中人。在无锡四小任教的某夜，他忽然发觉“辟”作为声旁兼含义，兴奋得次日授课时当着来听课的督学的面竟然不讲课文，而讲夜里所思的心得。在小学任教期间，钱穆常和挚友朱怀天就时事、学问争论，遗憾朱氏溘然病逝，钱穆收检相关文字编印《朱怀天先生纪念集》分赠国内多家图书馆，直到晚年叙及朱氏，他依然感慨有加。1919年，已在多所高小任教高年级的钱穆，忽然转任某初小校长。原来，他感触于杜威访华的演讲词，想从幼童开始做一番教育试验，也想实证白话文教育之利弊。

钱氏后来的史学研究很关注思想，他对治学本身也颇有超凡见识。1942年，他告诫学生严耕望等：“我们读书人，立志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我希望你们还要扩大范围，增加勇往迈进的气魄！”［3］他直到临终还谆谆告诫：“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我到今也常劝我的学生，千万不要做一时髦人物。世局有变，时代亦在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变，时髦的亦就不时髦了。所以不学时髦的人，可不求一时群众所谓的成功，但在他一己亦无所谓失败。”［4］钱穆自身正是如此致力的，试看他的众多著作，普遍是针对问题的合时之著，或有识有感的真切之作。1944年他还撰《智识青年从军的历史》一文，鼓励知识青年从戎救国；晚年巨著《朱子新学案》依然针对着问题。这是最可贵的学人品质，也使钱穆区别于那些所谓纯粹的学者。

二、赴台前的墨迹与书风

钱穆六岁进私塾，但他不曾提到过私塾临池习书之具体种种。我们只能推想作为清贫书香门第的子弟，儿时的他应是认真临帖的。钱穆祖父患眼疾，书写时常流泪，却曾以笔笔不苟的正楷在宣纸上通篇抄录五经，连墨色浓淡也通篇匀一。童年的钱穆就喜欢翻阅这份手迹，每展此书，“神往于纸上之泪痕，追念祖父往年握笔时情况，怀想无已”［5］。祖父另誊抄有《史记》。钱穆全集浩浩五十四卷，他自述“我对写作有一种习惯，就是喜欢亲笔写缮，早年而且全用工整的小楷”［6］，足见他反复追忆的祖父手迹对其影响至深。秀才考第一的钱穆父亲去世时，也留下手书童年私塾中的窗稿等，书法至少不差。大哥钱挚师范毕业后资助弟弟们读书，他不仅喜好吟诗、操弄乐器，还擅长书法，墨迹遍布于无锡城乡，和大哥情笃的钱穆不可能不受此熏染。

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既与民国主流考据派相异，又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刘梦溪先生总结：“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俊，是钱学的特点。”［7］纵观钱穆书法，亦类似。从志向上说，既然致力于做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第一流学者，钱穆也就绝不愿特意在书法上投入大量精力、甚至不可能在成年后还专事习字。就性情而言，诚如他在简短的《九十三岁答某杂志问》中再三强调的：“我生平自幼至老，只是就性之所近为学”，“我生平做学问……只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而已”，“简单的说，我一生读书只是随性所好，以及渐渐演进到为解答在当时外面一般时代的疑问，从没有刻意要研究某一类近代人所谓的专门学问如史学文学等。”［8］——连读书治学都只是“随性所好”、从不刻意的他，在书法这种余兴上更不可能刻意去师法某碑某帖。即便钱穆对朱熹的研究用力极深，认为“游艺之学，正是朱子一种余兴……余事不苟，亦正是一种养心之道”［9］，他在台北素书楼的厅堂，也悬挂着朱熹榜书“立修齐志，读圣贤书”一联和“静神养气”横批的碑拓。可是，钱穆书法中并无朱子榜书的雍容形迹，更看不到朱子小字的婉转。若考察朱熹单字如手掌大小的墨迹，倒是不难发觉那种“硬”与“倔”，在钱穆字里却很明显。这是有选择的吸纳还是纯属巧合，尚难定论。钱穆书法不倚傍古人而自成一格全在情理之中，这与同为国学大师却强调“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方能入雅”［10］而临池不辍的马一浮完全不同，与鲁迅倒相类，大抵是仅以早岁习字的底子来挥毫的“书写”，此乃最地道之文人书法。

正因为无心做书家，钱穆留下的正式书法作品较少，多为手札、题签。前期字迹如1939年致胡佳生函（图1），笔锋含蓄，点画腴润敦厚，柔中寓刚，字字不连、全以气韵贯通，上截“也、先、已、脱”等众多竖弯钩无一雷同，字的大小、开合变化尤其灵逸。至于个性，尚未显突。钱穆中年后题的字，横画起笔喜作俯插重落，动作起点实际在笔迹前方较远处，整个笔画如楔子（图6），成为他的标记，有时出现过多。左竖或宝盖的左点收笔也时作出锋。按得下、提得起，粗细对比抑扬顿挫，和弘一大师墨迹正好相反，可见他挥笔的动作甩得开、势很强。结字开合的方式，也不拘一格。个性遂渐确立。这是否是钱氏骨子里“侠义气”的流露？1949年6月，钱穆随华侨大学到香港，忧患意识与文化使命感，促使他邀请唐君毅等在“手空空，无一物”的困境下，“千斤担子两肩挑”（钱穆《新亚书院校歌》），最终创办了后来功绩卓著的新亚书院。这样的事业，若仅有对学问的“诚明”（新亚书院校训）而无殉道的侠肝义胆，绝不可能成功。

因校务繁杂，钱穆在新亚的一般信函难免走笔匆匆。如潘重规著作《亭林诗考索》（新亚出版社1962）所刊钱氏六十多岁时致其手札，如快剑斫阵，且爽且健。致弟子严耕望信札，也随意写来，略显纷乱。台湾的成惕轩曾请他作书，从钱穆回信内容可知是写了并寄去的。我们无从得见那幅书法如何，但钱氏这帧写在新亚信笺上的手札却是难得的精品墨迹——成惕轩自身就是书法名士，钱穆给擅书的求字者回信，固然会相对振作，因此这通手札更能体现其书法水准：通篇果敢大气，挥运从容而利落；笔画粗厚沉稳，挺拔方刚，又不失润泽腴糯；结字略似苏，又暗合着黄庭坚意味。“書”“而”“一”与“諉”“惟”“儻”等开合交映之趣，以及“惟”下那个休止符似的空格（此处相当于换行，以示对对方尊敬），委实耐人寻味。只憾行距太密，造成章法稍乱。钱先生哪曾料到数十年后这类私函会有晚辈从书法角度来评议，否则，他要拉开行距只是“移手之劳”。试比较笔者仅仅调整行距后的效果（图2-3），风采大张。钱氏于书法无心专攻，然功力非浅，以代表作视其气息格调，更高出常辈远甚。

钱穆以上回惕轩信云：“蒙委作书，弟拙于此道，惟雅命不敢违，而劣字殊不入目，徒损佳笺。始奉以供一哂，倘不堪悬挂，径投废簏为盼。”貌似谦词，但结合钱氏后半生在真正有建树的学问上并不避讳自豪之语来看，书格雅韵若此的钱穆自称“劣字殊不入目”，未必没有因自身书法眼界太高，而依然不甚看好自作字、同时又不愿着力专攻而只能将就现状的不得已心理在。此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性情中人的钱穆赞誉时人书法的言论，是否多少也体现着他在这方面超凡的眼光？

王叔岷所著《慕庐忆往》中的三页钱氏札也用新亚笺，气息却有别以上三札。（图4）字小且信长，然走笔沉稳、笔笔力到。杜甫云“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此札瘦硬而不僵化，愈加难得。他喜好拉长的横画均微曲、蠕动且笔笔各异，结字朴拙、普遍开散取势，通篇字的大小、松紧、行脉也富于变化。

钱穆题签的书名很多，这类书写不可能太随便，因而颇能体现其书法风貌。钱穆驾驭字态的灵气与创造力在题签中也有体现。他五十余岁题的无锡国专毕业纪念刊（图5）和《中国传统政治》等书名，结字中收而外展，此时尚无中间拉开的字，大抵清秀平易一路。六十岁出版的“人生十论”（图6）则丰颐饱满，温厚而儒雅，所有出锋均如米粒的端头，欲出还含。所题“中国历代政治得失”（1952年出版，图7），稍带魏碑意态，大小相间，“國”“政”“穆”的横画先下俯，而后以超常角度上扬，短竖的方向均变化，“曆”的长撇和末笔长捺上下呼应，所有出锋也兼得含蓄。牟润孙所著《注史斋丛稿》（1959年香港新亚版，图8）的钱穆题签，明显开合映趣，放逸中又不失敦厚。该书多年后再版时改用启功题签，如实说，还是钱穆的耐看多了。世界书局初版的王恢所著《中国历史地理》书名（图7）不知钱穆何时题的，后来的学生书局版用了别人的手迹，两相对比，高下立显。“國曆”二字，后者堆砌拥塞，在钱穆笔下则收放自如，既端庄挺健、又空灵舒展，整体十分和谐，游刃有余而逸兴生焉。细察其横画，无论起笔还是行笔走势，多有变化，似欧似颜似褚，又都不似。收放对比，是钱字普遍的趣味，他的签名习惯“钱”紧而“穆”松，“穆”中间的留空，给人的回味妙不可言。两个左右结构在全篇之末，如此处理当然较好。钱穆弟子余英时也擅书，然结字窄紧，不妨借鉴乃师的开合以改进。

钱穆大致在六十五岁前后，向晚期书风过度。所题“中国文学讲演集”（图9），结字也强化开合收放，笔笔坚挺、殊不萦带，无论粗如树桩、细如发丝，均爽快棱厉如斧凿刀刻、毫无虚脱，又成一种清矍气态。他题“史学导言”（图9）时，已年近七十五，用笔沉涩。而《朱子新学案》（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图9）的书名非钱字常格，很可能是出于对朱子的敬重，端庄静穆几为正楷，骨像在欧颜之间，“案”的长横等处尤含金石韵味，唯长横落笔角度稍嫌雷同。——可以这么说：和书名盖世的赵朴初、启功、顾廷龙等题签大家相比，钱穆的题签反而更多样、更见情见性。归到底，钱穆不仅“随性所好”，其性情本身也更丰富。

钱穆对中国艺术有浓厚兴趣。年少常和兄弟合奏乐器，中学时就能唱昆曲、更好下围棋。抗战后在昆明看滇戏，感觉名伶栗氏“一步一坐一颦一叹，实莫不具有甚深工（功）夫，妙得神情……每逢其一次登台，余必得一次领悟。”［11］摄于晚年的一张照片里，他正沉静地吹着箫。钱穆不仅在新亚书院办艺术系，还亲邀俞振飞来讲演。1960年钱穆夫妇访美时曾去张充和家住过一宿，在致谢信中云“惟恨匆匆，未获聆充和一曲清唱，大以为憾耳。”［12］钱家客厅里，也一直挂着张充和的书法。

钱穆更是一个纵情游历的人。1922年在厦门时好作海滩游，每天在潮起之前去海边大石上独坐，直到海潮迫近才退。三十代在北平，四年里远游就达四次，泰山、庐山、华山，曲阜、武汉、云冈、包头、开封、西安……无不遍至；南下后，又及衡山、桂林。抗战期间在遵义也是每天要出游，而且“每出必半日，亦有尽日始返者”，并强调“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14］。后来在昆明翠湖、甚至美国耶鲁，无不尽情乐山乐水。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钱穆，加上如许名胜之壮怀，胸次远非一般书家可及。这等气度与心性流淌于笔端，气息岂会庸常？而名山大川的无数文人题刻，直接开拓着他的书法视野。书者，如也。趣味丰富、理念博雅、胸次高邈的钱穆对书艺的领悟与灵气在同辈文人中，应属上乘，其书迹比专攻书法的沈尹默等人明显更鲜活、更宏阔，也便必然了。

三、人书俱老，书如其人

凤凰卫视纪念辛亥百年的“0pen”论坛上，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主持人梁文道说，他曾在某次校庆典礼上听钱穆发言，第一句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15］。这显然强调着“道”的高度。而朱熹的道、艺合一论，钱穆是深为认同的：“艺术欣赏之与道德修养，亦不妨有时分歧别出，但最后终贵能会归而一致”［16］。钱穆1960年题贾讷夫书画展云：“余虽未获先睹（其书画），然交其人，盖可以想见其笔墨……”［17］1961年在《新亚艺术发刊序言》阐述尤备：“有气韵则必生动，而君子之成德则必有气韵，所以能开先而立模，风世而起化。诗文字画之达于上乘，则莫不如此……。”［18］钱夫人胡美琦解说钱穆创办新亚艺术系的意图“并不专在造就专业的艺术家，更求培养全校学生的情趣，希望他们都能领略到一些中国艺术对人生之情味，则对每人品格陶冶上可有莫大之功用。”［19］钱穆晚期的书法，固然透着他暮年生命的情味，与他为人的品格也更多几分相合。

高龄学人因举止迟缓，作字时往往自带一种枯拙或颤涩的韵致；因心性升华，又可能趋于淡逸。赴台后的钱氏已入耄耋之年，其墨迹在这两面均有体现。手札多偏于硬拙，如致蒋觉民、程光裕、孝颖、雪屏等函（图10），通篇透着老硬的倔犟，体态朴茂天成，秃笔从容顿挫，笔韵沉稳方刚，即便出锋的尾梢也骨气凝重。和同属刚硬书风的叶恭绰相比，更散逸，也多抑扬变化；和同属朴拙的周谷城比，则更静穆而又腴糯，毫无周的枯燥气。方寸之笺，磅礴之势胜过新亚时期。钱穆对儒家文化的信念至老而益坚，他晚年信札的果敢刚毅或许正是这种毫不动摇的坚定心气不自觉的迹化。致蒋觉民一函，挥洒尤其利落，刚毅自信、硬朗清健之气象令我辈叹绝！业师章祖安先生审阅本文初稿时，评该函“最佳。置于书法大家中亦不逊色。”惟后两札行距过紧，章法难免纷乱。钱氏晚年题的书名，如“八十忆双亲”（图11）或是题在粗纸上的，遍体斑驳如沧桑的碑刻，字势开展、挺健，清刚而苍茫；“灵魂与心”［20］略带振颤却笔笔威猛（图11），出锋多且锐，除“魂”特细那撇外无不是筋气内含，骨点也多，于是愈显神清。

钱穆晚年的书法作品，则多偏散淡。如《朱子五律（褰裳缘碧涧）》（图12），暗映欧颜而自成一格（关于颜体意味，另如图13-钱穆1950年前后刊行的《湖上闲思录》题签中“湖、闲”二字，最为显明），结字有的略类赵熙而更空灵活络，因势成体，秀骨清像却又倚侧拙趣，章法则一任自然、错落有致。和他中年的文秀温厚一路字相较，更具超凡之质。又如西泠印社2010秋拍会上的钱穆行书《邵康节诗》，大小开合之节奏已然弱化，气息安详疏朗，清若湖上微风；由于字距行距特松，故结字开散而意态犹紧。遗憾撇画太细，尽管力到。钱氏书录王阳明的《山中示诸生》斗方（明道大学藏）笔画更细弱，他题的“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年刊”也似豆芽菜，很难设想和敦厚的“无锡乡讯”是同出一手，绝非钱穆书法的代表作。这大概和高龄者时常病弱有关。《民国文人书法性情》一书反复用“小心翼翼”“内敛”“规整”“拘谨”等语片面评议钱氏书法，显然偏离了他的代表书作，而将用笔简单、结体程式的胡适书迹与钱穆比较，认为钱不及胡，尤令笔者倍感惊讶。［21］此外，钱穆为佛千先生题的“爱晚书屋”，笔法略带褚味；书录范仲淹联“劲草不随风偃去，孤桐何意凤飞来”的手迹（图14），笔韵硬拙而结字疏淡，当是典型的晚期对联；近些年有多件署款钱穆的八言联《大巧若拙、知之匪艰》拍卖，唯安徽东方2011秋拍的1.49米长那对下笔果断（图15），余皆指腕控引犹豫迟滞，遂可疑；明道大学藏的钱穆五言联“新春来旧雨，小坐话中兴”，笔调温和，与钱穆次子《思亲补读录》中所附钱夫人胡美琦手迹较接近，夫人代笔可能性大。

读过不少人对钱穆晚节的微词，但笔者恕不认同。李敖骂钱穆拜倒在蒋介石脚下，余杰更写了《我来剥钱穆的“皮”》，《民国文人书法性情》作者也将钱穆晚年对蒋介石的赞誉看做“阿谀有加”、“文人的致命伤”［22］，都太武断了。钱、蒋原本就珍视中国封建时代的诸多传统（对错是另一回事），即便他俩的墨迹，也散发着几分类似的气息。大败而痛缩孤岛的蒋氏，故国情怀之刻骨深挚简直堪比李煜，他和“一生为故国文化招魂”的大儒钱穆颇有共鸣乃至屡次邀谈，完全在情理之中啊，何以见得钱穆对蒋氏的赞许不是由衷？！太清楚“以一学者泰斗的身份对统治者大献赞誉之辞”很可能招来俗议的宾四先生，依然敢于赞誉统治者蒋介石，何以不正是其独立思想人格之具体体现？蒋氏去世，失去知己的钱穆内心震悼、不知所措之种种细节，真切感人，怎么就“精神世界如此卑琐”了呢［22］？鄙薄钱先生丧失独立人格者，或许已然自坠于庸俗思维中而不自知了。

1978年，钱穆所撰《荣卓亚女士书画集序》中复云：“画如其人……其德内蕴，随笔流露”［23］书法亦然，成年后就不习碑帖、一任心性下笔的钱穆之书，更如其人。若将钱穆体式各异的代表墨迹按先后排序，不难发觉“风骨”贯穿始终。五十年代初，钱穆回复老师吕思勉劝他回大陆教书的信云：“这是我做不到的。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24］这类坚守在他一生中不胜枚举，他的《师友杂忆》中每每自叹“余性迂而执，不能应付现代之交际场合”、“余性顽固”、“无可奈何”［25］。其弟子严耕望评钱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余英时也说“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26］我们读着这些文字再细品钱氏墨迹，怎能不深刻体味到真性书生作字、作人共同的气格？钱氏的学术观点或有可商，但其为人始终未变的，除他一向注重的人生之情味而外，也是风骨二字，正可谓“士不可以不弘毅”。

“其襟怀之宽宏，其趣味之肫挚，其风度高卓，虽属小节，亦可见其德性修养之所至”，这几句钱穆对于朱子评书法的感言 [27］，借来概述笔者对钱氏书法的感受，实在最合适不过了。

江平，别署一萍、江湖一萍，1970年生于江西婺源（旧属徽州）。中国美术学院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书画副教授，刘海粟美术馆研究员，彭友善家族首席研究顾问。国画主要受益于浙派大家童中焘先生、曾宓先生，书法师从章祖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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