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 6) 鸡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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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样,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法性」的功能,nature of law 这就是人能够思想公义、不义、法律、制裁、审判、批判....这些功能的基础。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德性」的功能, the nature of morality 所以人与动物就不一样。人之为人与动物之间的不同,有许多的思想家曾经做一些很重要的探讨,但是没有一个人曾经超越过圣经所提示出来的这三大本质。: L2 O/ i0 r9 z3 b8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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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有理性的活物,人是有法性的活物,人是有德性的活物。在我们还没有考虑到什么是真理?怎么界定真理以前,我们来思想人与动物之间的分别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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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U4 K$ Q, B: |* b3 E我们刚才思想的许多许多的思想家,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曾经在这个大的题目下做一个很严谨,也是非常深入的探讨。那么我们先思想到在这个古代人文主义之父的思想,这个人叫做普罗达哥拉斯(Protagoras 484-411 BC), 普罗达哥拉斯是第一个把人的重要性提出来的人,可能他提得太过份了,但是至少他发现了人与万物是不一样的。把「人」与「物」等量齐观的人一定缺乏人性,或者缺乏对人性的了解。人绝对不是物,物绝对不是人;人有物的成份而超越物,物组成人的成份,但却不是人。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超物」的这个成份在里面。 那么, 普罗达哥拉斯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The Father of Ancient Humanism),这个「人文主义之父」重要的有两个人, 第一个就是普罗达哥拉斯, 另外一个人叫做格而齐亚(Gorgias 483-375 BC)。普罗达哥拉斯对人的定义是什么呢?他用一句的希腊文文来表达出来,这句叫做 HOMO MENSULA,HOMO 就是 man;MENSULA 就是 measure,整句话的表达就是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人是万物的衡量,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会估价万物,人能衡量万物。" D" S% l/ k# W% W( H, a! s! C* J3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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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时候对小孩子说:「你不懂事,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注意,不重要的一直注意」,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价值观衡量的可能。我第一次把我的两个孩子带到加拿大去的时候,我带他去看尼加拉瀑布,我以为他们会很欢喜,你知道他们两个一个五岁,一个两岁,不看瀑布,他们一直看那个望远镜。我说,「望远镜是为了看那个」,他说「不,这个好看,这个很好看!」我说,「那个是世界最大的。」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世界最大的」,就是看这个很好玩,因为那个是跟家里的水龙头有一点一样的,而这个东西是家里没有的,所以他不能衡量哪一个是大,哪一个是不大;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这个「衡量」的功能等他长大以后慢慢的了解起来了。但是我告诉你动物看见大的尼加拉瀑布也不会站在那里欣赏一下然后说:「嗯,比我乡村里的那个小瀑布大得多!」连这个衡量都不可能。所以普罗达哥拉斯的思想是对的, 这一方面就是「人是唯一能衡量者」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如果这个「 things 」,后面的这字「万物衡量」只是指物质界里面的话,那么这句话没有多大的错误。但是如果这句话可以表示每一个个人都可以用主观性的绝对权威来衡量一切,让一切都在主观性的衡量之下被定价值的话,那是危险的。我再讲一次,如果人是在物质界里面是唯一能够做衡量,有这种衡量功能的活物的话,那这一句话对人类本性的解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如果说每一个个人都能够,都可以用他主观性的衡量当做绝对的权威来给万物定价值的话,那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每一个人会在个人主义的绝对化里面走了一个非常狭窄,有限制而有可能错误的道路。如果把这种有可能错误的主观当做是可以绝对化来使自己当做真理的话,那么这个衡量可能变成了一个真理的仇敌,那是很危险的。所以从这方面看,这句话是不够的,这句话是有危机在里面的。5 N" f" z B, t- }5 r
* K3 }* \3 p* T4 M. m那么,普罗达哥拉斯他虽然讲了这句话,与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个人文主义很重要的大师(格而齐亚)竟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发现到另外一个很大的相对性的一方面,也就是说,当你有了某种的「知」以后,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知」传给别人,你传的时候一定产生折扣,产生折扣的时候使受知的启发者与知的启发者之间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就定下了三个定律,这定律的第一条叫做 Nothing exist。第二条:If something exist can not be understood。第三条:If something exist can't be understood, cannot be convicted or communicated. 所以,无一物存在,若有任何物存在,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如果你真正了解,也没有办法告诉别人。* @1 p% ? {$ r, Z' @0 U% R) g
/ W" B7 b7 t9 P j" S2 ]现在我问你,贝多芬 (Ludwing van Beethoven, 1770-1827) 所写的诗歌和指挥家对贝多芬了解的音乐之间有没有差别?我再问你,指挥的人要他的乐团演出来的,指挥所了解的和乐团所了解的有没有差别?有。乐团所了解的,「是的,这个地方应该大声」,和他手要大声大不出来,这个「要」表达的和「已经」表达的有没有差别?有。那么他表达出来的,和他那个时因为他要表达出来,表达得很准,但是因为音调得不准,或是因为动了好久那个弦稍微拉长一点,又有没有差别?有差别。他表达出来了以后,经过麦克风,经过扬声器到你耳中的有没有差别?又有差别。那么,你所听的和你所感受到这么好这么好的,和原先贝多芬要表达的差多少?不是差「多少」,差「多多」,对不对?所以这个道理还是有道理在里面。所以普罗达哥拉斯提到 measurement 的问题,the ability of measuring something. 但是,格而齐亚提到的是 communication 和 understanding 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把每一个问题把它更深入的思考,把它研讨,把它表达出来,你就发现都是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这样想下去可能会变成神精错乱的人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理性是有限制的,我们的理性功能也是有限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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